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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法院公布十起环境资源案件(下)
来源:河北工人报 时间:2019-6-17 10:09:24 浏览:432次

■水泥池储存废酸40余吨   

邯郸市鸡泽县人民法院审理的检察院诉贺存泽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公诉机关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河北省鸡泽县人民检察院,以贺存泽为被告,向鸡泽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17年7月份,贺存泽与牛少飞(另案处理)、胡计民(另案处理)在鸡泽县风正乡东六方桥东北一废弃养殖场院内,用自建的一个长26.5米、宽3.6米无防渗漏措施的水泥池储存废酸40余吨。后该池子发生坍塌,导致部分废酸渗漏造成土壤污染。经邯郸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监测:坍塌处液体酸度(甲基橙)浓度均值为1.17×105㎎/L。2017年10月1日至7日期间,鸡泽县环境保护局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将该池中废酸液体28.04吨和废酸渗漏受污染的土壤14.25吨全部装入桶内封存,并联系廊坊莱索思环境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处置,处置费用共计人民币293598元。

法院认为,被告人贺存泽在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处置危险废物达40余吨,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其行为构成污染环境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予以支持。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时一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符合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对其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辩护人称被告人贺存泽在本案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可依法从轻处罚;本案的工业危险废物处置费用应由共同侵权人承担,目前不应被告人贺存泽一人承担的意见。经查,被告人贺存泽伙同他人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的共同犯罪中没有明确分工,没有主次之分。故对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贺存泽系从犯的意见,不予采信。因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具有依附性,如同案犯在逃,其刑事责任尚不明确的情况下,不能将其作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对其进行缺席审判;《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支付超出自己赔偿数额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本案中被告人贺存泽承担工业废物处置费用后,可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故对辩护人的意见,不予采信。鉴于被告人贺存泽在案发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系自首;可依法从轻处罚。故对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贺存泽具有自首情节可依法从轻处罚的意见,予以采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二)的规定,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鉴于被告人贺存泽到案后认罪、悔罪态度诚恳,依法酌情从轻处罚。

遂判决:一、被告人贺存泽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二、被告人贺存泽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污染环境处置费用共计人民币293.598元。

■非法猎捕野生鸟类26只 

石家庄市平山县人民法院审理的检察院诉闫来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公诉机关、公益诉讼起诉人河北省平山县人民检察院,以闫来明为被告,向平山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闫来明在未取得任何合法猎捕证的前提下,于2018年2月20日至3月4日,在禁猎区河北冶河省级湿地公园平山县冶河流域平山镇川坊村段北岸麦地里,使用投放毒饵克百威(别名呋喃丹)的禁用方式,非法猎捕野生鸟类26只。经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其中,杀害的鸟类包括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小天鹅1只(胃内容物检出呋喃丹成分),国家保护的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三有动物”绿头鸭21只,罗纹鸭2只,绿翅鸭2只。平山县林业局认定,本案涉及野生动物基准价值共计为15500元。闫来明将上述鸟类26只存放于家中冰柜,现已被平山县森林公安局扣押。本案审理期间,被告人将赔偿款15500元交至法院。

法院认为,被告人在未取得任何合法猎捕证的前提下,为谋取不法利益,使用投放毒饵的禁用方式,非法猎捕野生鸟类26只。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关于被告人辩称小天鹅是其捡拾的辩解,经查,被告人前两次供述对作案地点、作案方式、作案对象及指认猎捕鸟体均作过相互一致的供述,且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检验小天鹅体内检出呋喃丹成分,现被告人的上述辩解,无证据证实,不予采信。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主动交纳赔偿款,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闫来明非法猎捕行为直接导致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数量减少,破坏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损害了生态环境,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承担相应的赔偿损失、赔礼道歉责任。

遂判决:一、被告人闫来明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二、被告人闫来明在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赔偿损失15500元,予以上缴国库。三、被告人闫来明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省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

■打工者耕地内挖坑取土  

保定市安国市人民法院审理的检察院诉霍更田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公诉机关暨公益诉讼起诉人安国市人民检察院,以霍更田为被告,向保定市安国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16年9月份,因曲港高速公路路基建设用土,霍更田受雇于施工方,组织指挥施工人员,在未取得相关部门许可的情况下,从安国市北段村乡西照村村南耕地内挖坑取土,充填高速路基。经保定市国土资源局鉴定,该行为破坏耕地面积23.91亩,深度9米,原耕地耕作层消失,恢复原种植条件非常困难,达到严重破坏程度。2018年6月29日,河北曲港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将人民币500万元存入土地复垦费用监管协议中指定的三方共管保证金账户。安国市人民检察院委托专业公司作了所破坏的耕地复垦方案报告书,认定复耕费用为329.53万元。

法院认为,被告人霍更田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挖沙,造成23.91亩基本农田严重毁坏,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的行为造成了耕地被破坏,其不仅应承担刑事责任,还应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对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被告人霍更田自愿认罪,从轻处罚;其积极配合协调河北曲港高速开发有限公司交纳复耕保证金,从轻处罚。被告人悔罪态度较好,社会危害性较小,依法可适用缓刑。

遂判决:被告人霍更田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霍更田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恢复耕地或支付复耕费三百二十九万五千三百元,支付鉴定费二万元。

■盗掘古文化遗址        

石家庄市行唐县人民法院审理的检察院诉季二会等被告人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公诉机关、公益诉讼起诉人行唐县人民检察院,以季二会、高利波(曾用名高波)为被告,向石家庄市行唐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17年7月的一天晚上,张海强(在逃)与季二会经过商量决定到封崇寺盗掘文物,卖出得款后再进行分配。先由二人到封崇寺的盗洞进行查看,然后,由张海强提供食宿及作案工具,季二会与陈金生(在逃)、高立鹏(在逃)对封崇寺内的塔基石刻进行盗挖。高利波参与后与季二会共同到洞内打眼、拆除、运输,将拆下的石头先运到张海强家,后又运到高利波家藏匿。2017年11月9日,二被告人再次准备到洞内挖掘时被公安机关抓获。期间,二被告人持续多次盗掘,将塔基粉粹成不规则多块,致使塔基遭到严重破坏。案发后,张海强委托他人将盗掘的塔基石六块上交到行唐县公安局。

法院认为,被告人季二会、高利波行为已构成盗掘古文化遗址罪。二被告人有共同犯罪的故意与行为,构成盗掘古文化遗址罪的共犯。二被告人的辩护人提出该案认定的罪名证据不足,被告人系从犯,且属犯罪未遂。经查,本案盗掘的封崇寺被河北省人民政府文件明确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否向国务院报备及是否设置保护标志并不影响文物的级别,不能据此定性为盗窃罪;被告人季二会积极参与预谋、查看地形,后又参与了挖掘塔基的全过程,高利波参与了大部分盗掘过程,又将盗掘的基石藏匿在自己家里,二被告人在本案中均起主要作用,不应认定为从犯;盗掘古文化遗址罪系行为犯,而非结果犯,只要实施了盗掘行为,不论是否对古文化遗址造成严重破坏,不存在未遂的情况,其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文物管理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实施盗掘行为,已损害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应当认定为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既遂。”此规定只是明确了该几种情形应当认定为犯罪既遂,而并非没有损害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就应当认定为未遂,辩护人据此规定认为二被告人的行为系犯罪未遂不妥。故对辩护人提出的公诉机关认定的罪名错误、二被告人系从犯、犯罪未遂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鉴于二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系初犯、偶犯,在量刑时酌情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季二会、高利波盗掘的古文化遗址构成当地生态环境的一部分,又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其犯罪行为严重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由于该案中损坏的文物无法修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可以采用替代性修复方式。行唐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制定了替代性修复措施并作出所需费用预算为46267.10元。因此,二被告人对该替代性修复费用应予赔偿。

遂判决:一、被告人季二会犯盗掘古文化遗址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二、被告人高利波犯盗掘古文化遗址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三、被告人季二会、高利波共同赔偿损坏文物的替代性修复费用46267.10元,由公益诉讼起诉人行唐县人民检察院接收。

■超审批容积率建房      

未补缴土地出让金

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理的检察院诉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行政公益诉讼案


公益诉讼起诉人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被告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围场县国土局)。第三人王新丰系福盛佳股东,法定代表人。第三人张艳玲系福盛佳公司股东。

2009年,围场县国土局与原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福盛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盛佳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两份,将两宗土地出让给福盛佳公司开发建设清馨花园小区。工程已竣工验收交付使用。2016年11月23日,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以下简称“围场县住建局”)向围场县国土局发函,称福盛佳公司开发建设的清馨花园小区超出审批容积率0.3197,要求围场县国土局及时向福盛佳公司征缴应补缴的土地出让金。2016年10 月26日,围场县国土局委托承德天顺土地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评估认定需补缴的土地出让金为403.72万元。根据评估的结果,围场县国土局三次向福盛佳公司发出催缴通知,但三份通知书均未载明具体缴纳期限、方式、地点以及如有异议救济的途径及期限等,在三份通知书送达回证上不能送达理由一栏中注明“电话通知王新丰,因王新丰在外地无法签收(领取)”。围场县国土局于2017年1月7日,向围场县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福盛佳公司缴纳土地出让金403.72万元。围场县法院经审理认为该案不属于民事案件受案范围,裁定驳回围场县国土局的起诉。围场县国土局收到该裁定后未提起上诉,该民事裁定书现已生效。2017年8月25日,围场县检察院向围场县国土局发出检察建议未果,遂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诉请判令被告围场县国土局履行法定职责,追缴福盛佳公司欠缴的土地出让金403.72万元。

福盛佳公司于2008年9月27日登记成立,股东有王新丰、张艳玲,法定代表人为王新丰,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建筑材料销售。2017年10月25日,因公司决议解散,在登记机关申请登记注销。围场县国土局又委托承德市弘正土地评估有限公司重新评估,该评估公司于2018年1月2日出具评估报告,评估结果显示需补缴的土地出让金为332.73万元。

法院认为,围场县国土局具有对福盛佳公司征缴应补缴土地出让金的法定职责。在围场县住建局向围场县国土局函告福盛佳公司在涉案清馨花园小区项目建设中,存在超容积率建设,应及时征缴土地出让金后,虽然其进行了对涉案土地价格评估、向福盛佳公司进行催缴、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上报县政府讨论等一系列工作,但始终未通过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或通知义务人限期履行,且在义务人不履行时,未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有效措施予以征缴,在公益诉讼人向其发出检察建议后,仍未对涉案土地出让金征缴采取法定措施,涉案国有资产仍处于受侵害状态,致使国家利益受到损失。据此应认定围场县国土局存在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故公益诉讼人请求判令被告履行征缴涉案土地出让金法定职责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

遂判决:责令被告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在本判决生效后60日内履行向第三人王新丰、张艳玲征收土地出让金的法定职责。

■本报记者贺耀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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